“东方文艺复兴”与提升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

作者：丁方  上官子健

内容提要：“东方文艺复兴”具有鲜明的东方元素和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文化复兴，其历史根源来自于中华民族迁徙史，它把中国自然地理的沉雄博大转化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精神气质，其理念推广意义不仅能提升东方（中国、南亚、中亚、东南亚）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领域国际话语权，更是相对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性回应。“东方文艺复兴”不仅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而且可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力量，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和东方的价值观与人文理念，形成代表东方文化精神气质的学派，获取国际话语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彻底复兴引领整个东方世界的复兴，立足于人类文明的高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关键词：东方文艺复兴  中华民族迁徙史 中华精神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东方文艺复兴”的学理定位和重大意义

（一）“东方文艺复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东方文艺复兴（Orient Renaissance）是指肇始于21世纪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引领整个东方世界复兴的思想文化运动。

从学理层面来看，“东方文艺复兴”在狭义上是指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未曾直面的波斯、印度和中国三大东方古代文明；在广义上则是指轴心时代五大精神文化——希伯来、希腊、波斯、印度、中国，连同伊斯兰文明、东方基督教文明以及西方文明，都属于东方文艺复兴的范畴。

东方文艺复兴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人类社会在新世纪的深刻变化，新兴的东方世界不再屈从于西方世界的单极话语控制权，从而倡导东方文艺复兴学术体系，以“天下大同”的人文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愿景，来阐释东方的历史观与价值观，重塑世界格局。东方文艺复兴核心是“天下大同”的人文精神，强调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包容与和谐相处，并以此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东方文艺复兴的本质，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引领整个东方世界的复兴，打造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人类文化共同体”价值观，以此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大厦的基石。

东方文艺复兴真正的承担者，必须产生于东方文明的内部而非外部，更不是西方；因为只有这些来自于东方文明内部的优秀人物，方才能最深刻地感觉到东方的苦难历史、厚重文明以及时代迫力，才能把握住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东方文艺复兴将由那些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型艺术家率先砥砺践行，以文化艺术带动人文精神的构建，其终的是使东方文艺复兴与人类文化共同体两者完美融合，为人类文明再度辉煌做出贡献。

东方文艺复兴主要应在“一带一路”（从地中海、中近东到远东）的地理空间中展开——恰好与轴心时代东方五大精神文化依次呈现处相叠合；首先应在中国文化域——这一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单元肇始，然后是对波斯、印度、中国三大古代文明的融合创化；再就是扩展到希伯来、希腊、波斯、印度、中国，最终将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所有的成果精华整合于一体，进行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与转化创新。

东方文艺复兴在新时代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以复兴的中华文化精神引领整个东方世界的复兴；具体说来，以返古开新的方式去溯源东西方文化根脉，以一流学科艺术技术学（艺术+科学）将“一带一路”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中国版本。

《宪法》序言第一段中从历史角度阐释了中国对人类文化创造的贡献：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因种种历史原因未曾走出过国门，但不论是原初的儒学或是道学，其深邃思想与博大情怀都预示了人类文明未来的方向；因此，中国被历史必然性地选择为“东方文艺复兴”的倡导者与阐释者。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把握中国精神叙事的话语阐释权，将是“东方文艺复兴”研究的基本落脚点。当然，东方文艺复兴过程不仅是对先秦诸子百家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回溯，也涵括对其它伟大的古代文明（希伯来、希腊、波斯、印度）的研究、互鉴与整合。

（二）“东方文艺复兴”理念生发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历史裂隙

“东方文艺复兴”是针对“西方文艺复兴”而言。众所周知，西方文艺复兴源头是两希文明，在卡尔-雅思贝尔斯理论体系中，“轴心时代”古代东方五大精神文化高峰涵括了以地中海/小亚细亚为起点的欧亚大陆桥，其西端是希伯莱、希腊两座高峰，与波斯、印度、中国三座高峰恰好覆盖了丝绸之路首尾两端。换言之，西方自第一个民族国家——法兰克王国建立起即开始的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直到18世纪德意志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西方文艺复兴在禀承两希文明的过程中却与波斯、印度、中国三大文明擦肩而过，未曾碰撞；待11世纪以降伊斯兰文明形成对欧亚大陆桥的覆盖，更无交集。这一历史裂隙正好成为东方文艺复兴理念生发的契机，尤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正需要一个时代浪潮级的舞台去展现和复兴，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展现具有人类历史文明高度的文化精神与文化遗产。

（三）“东方文艺复兴”是顺应“千年轮回”的历史性回应

立足于大历史的视域，东方文艺复兴是“千年轮回”，争取第三个千年回到东方并由中国引领这一复兴，这也是一种历史性的伟大回应。“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说，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东方古代世界。确然，公元前数千年人类文明都是以东方为主体，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是东方的，直到第二个千年才逐步转换为西方，第三个千年必将再次转移；而争取千年轮回至东方最直接有力的方式就是“东方文艺复兴”。“东方文艺复兴”追溯并重新发扬中华民族数万年积淀的血脉气质，挖掘中国精神的远古根基，把中国山水中蕴藏的“神圣能量”进行当代转换，把原本属于东方的“神圣之光”（后来被西方广泛运用和大力弘扬），重新引入中国大地。

（四）“东方文艺复兴”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腾飞，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感召下，作为艺术领域的践行者，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文化层面的深刻认知，坚持对中国文化的追本溯源与价值认同，积极思考如何在新时代完成从历史文化价值向当代人文精神的转换，如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东方文艺复兴”将对古代东方五大精神文化高峰进行综合研究，并以中华民族迁徙史为发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整合并提出展现东方美学、精神与价值观的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精神文化部分，将在“东方文艺复兴”历史进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

二.实现“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条件、时代机遇和现实基础

（一）中华民族迁徙史为“东方文艺复兴”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

    中华民族迁徙史是一个跨越数万年的历史时段，中华先民们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地理穿越，历经数万年而成功跨越了宏伟的山脉与高原，反复历经聚合、流散、湮灭与振兴。从大历史视角来看，5万年的迁徙史方才是中华民族的完整历史，而不仅是5000年，更不是1000年的传统水墨画史。作为一个汉语词汇，“复兴”一般意义是指衰落之后再次兴盛，或者说是把曾经失落的宝贵价值重新拾回。文艺复兴的英语为“renaissance”，本身并没有文艺的含义，但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故名“文艺复兴”。总之，“复兴”原意就是重返初心，将失落的精神价值重新拾回并再创辉煌。中华先民迁徙历程之艰辛，形成一条贯穿在中华民族数万年生存尺度中的铁律，它转化为某种根深蒂固的血脉气质，就是“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正是“东方文艺复兴”所追求的价值真核，也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动力。

（二）把中国自然地理的沉雄伟大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必然要求

就自然地理而言，东方（中国/亚洲）远远强于西方，且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优势。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欧洲第一高度，阿空加瓜峰——美洲临空绝顶之峰，乞力马扎罗山——在非洲独执牛耳，但它们在亚洲那些山脉与高峰面前皆是侏儒，这是自然地理的客体“比较”。对于文化工作者，其使命就是对客体（物质）进行主体（精神）的穿透；以中国（东方）自然地理之沉雄博大，应该写出人类最伟大的史诗——不管是文字的史诗还是艺术的史诗。

（三）中华民族迎来从富起来到站起来、强起来的时代机遇为“东方文艺复兴”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经这样自信地写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同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还向世人发出了如此豪迈的宣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共建“一带一路”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开坚实脚步，贯通欧亚非古代文明，推动“五通”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逐步实现，为“民心相通”也就是本质上的文化共通打好各方基础，为“东方文艺复兴”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但是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4]此外，中国文艺在世界舞台上缺乏应有的国际话语权，并受制于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缺乏具有东方精神气质和中华民族精神底蕴的文艺学派，以及在学派理论指导下的文艺创作体系。因此，创立和倡导的 “东方文艺复兴”学派与画派，就成为时代所需、现实所需。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文艺复兴”阐释为人类文化发展普遍存在的“返古开新”的文化现象，打造了一个将西方文艺复兴历史文化学研究与东方文艺复兴前瞻性研究并行展开的学术体系，从而为并列探讨“东方/西方文艺复兴”拓展出空间，创立“东方文艺复兴学派”。

三.“东方文艺复兴”在提升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中的目标取向

1.“东方文艺复兴”应作为“一带一路”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推动力，传递中国和东方的价值观和精神理念。

    “东方文艺复兴”的地理空间恰好是在“一带一路”的地域上，“东方文艺复兴”研究的地理空间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理论体系中，“轴心时代”[5]古代东方五大精神文化高峰涵盖了以地中海、小亚细亚为起点的欧亚大陆桥，其西端是希伯来、希腊两座文化高峰，与波斯、印度、中国三座文化高峰恰好覆盖了丝绸之路的首尾两端。这一复兴不仅能够引领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层面的合作，而且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合作与价值观认同的“民心相通”桥梁。对中国而言，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不仅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产能输出等“硬投入”，更应注重输出“软实力”，其中文化输出和价值观传递是关键。而“东方文艺复兴”恰好为“中国软实力”的培育和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动力。

2.推动“东方文艺复兴”学派成为具有东方精神气质的理论学派，获取平等的国际话语权

    如今，在文化和艺术领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文艺不仅在全球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往往受制于西方现代文艺的思潮。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理论层次高、民族精神底蕴足的学派和画派，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话语权。纵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际社会背景，就会发现西方文艺走向全球化，导致不发达国家的文艺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全面向西方靠拢。基于此，“东方文艺复兴学派及画派”将冲破地理的时空界限，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6]的高度，打造具有东方内涵与精神气质的思想、精神、理论和艺术新高峰。

3.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以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人类的未来发展

“东方文艺复兴”致力于从人类文明高度来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以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方式起到政治、经济、外交较难发挥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就文明互鉴的历史维度来看，所谓“西方文艺复兴”并非是西方本民族文化的复兴，恰恰相反，绝大部分是从古代东方世界而来。学术界公认西方文艺复兴的源头是两希文明，而希伯来、希腊正是东方古代世界两大文明板块。西方复兴的历史给了一个很好的借鉴经验：西方世界今天取得的文化优势来自于千余年持续地向东方学习——从9世纪一直到18世纪，最终使西方从一个地域性部落文化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主要文明。

4. “东方文艺复兴”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个国家能否真正成为强大的经济实体，越来越取决于依托文化的科技创新的力量。“东方文艺复兴”应紧跟“两个一百年”时代节奏，第一个阶段，到2025年，建设“东方文艺复兴”的硬支撑学科“艺术技术学”，以艺术+科学的模式，建成世界学界认同的新学科，培养专业人才，打造跨界融合的文化产业链，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提升文化国际话语权。第二个阶段，发展体系经过十年的成熟发展，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东方文艺复兴”的建设与发展不再局限于一地一域，而应以“世界主义胸怀”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塑造以中国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东方新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通过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探索与引领人类的未来发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一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5]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百家争鸣运动、印度出现了佛陀、波斯出现了琐罗亚斯德、以色列出现了犹太先知、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从未谋面，却不约而同的就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公平及对宇宙的认知等一系列事物进行讨论，将人类文明推进到新的高度。

[6]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2015年3月28日）上再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在目前的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各国的团结、携手共进才是人类发展的出路。